刘晓东，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，教授，已出版《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》《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》《倭寇与明代的东亚秩序》三部学术著作，在《历史研究》《中国史研究》《社会科学战线》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，多篇文章被《新华文摘》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《明清史》等全文转载，三次获评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。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、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项目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多项。曾赴台湾大学和日本九州大学进行学术访问，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。

壬辰战争后，东亚三国基于自身利益需求，都开始在外交层面，对遭受破坏的区域秩序体系进行新的梳理与交涉。这些看似相对孤立的对外交涉，实际上却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，其中明、日关系无疑是隐含于背后的核心所在。丰臣秀吉朝鲜侵略，使明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基本断绝。随着日本政权更替及德川幕府的示好，明朝的对日态度也呈现出缓和趋势，并对“通信使”外交及釜山开市采取了默认、支持的态度，从外围层面对日本予以间接回应。萨摩入侵琉球，使有所缓和的明、日关系再度紧张，也令德川幕府利用“董伯起事件”谋求恢复朝贡关系的意图未能达成。在度过政权统治危机后，德川幕府通过降格明朝外交地位等“去中心化”的方式，谋求树立日本的主导地位，使双方关系失去了进一步斡旋的可能性。所谓的“日本型华夷秩序”从根本上说是对中国传统华夷秩序的一种移植，其既无法克服旧有体系的缺陷，又缺乏相应的伦理性与柔韧度，自然也不可能为前近代东亚的区域秩序开创出新的局面。